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87年前，
武汉成为全国抗战的
政治、文化中心。
武汉保卫战期间，
大批援华国际友人来到武汉、
关注武汉战事，
呼吁各国支持中国抗战，
同时也将中国的抗战精神
从武汉战场传播到世界各地。
今天，我们一起
从白求恩、斯诺、
史沫特莱、绿川英子等
国际友人的视角，
触摸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走进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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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史沫特莱
在武汉用笔墨抗战
汉口鄱阳街32号，一幢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这里是美国作家、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旧居（鲁兹故居）。1938年1月9日，史沫特莱以英国记者的身份来到武汉，在武汉10个月的生活让她毕生难忘。她在后来写给友人的信中说：“我有点迷恋汉口的魅力。在我这十年生涯中，它是美好的地方。”
位于江岸区鄱阳街的史沫特莱旧居。
初到武汉时，中国伤兵之惨状让她动容，史沫特莱发出的第一批新闻稿件，报道中国伤兵的悲惨命运。她写道：“百分之二十的伤员患有肺结核、脚气或痢疾，因疟疾致死者为数累累。手术台是块木板，上面铺着未漂过的白布，药和外科器械均供应不足，有时甚至一无所有。”这些报道传播到全世界，博得了各国人民的广泛同情，许多人捐献药品和财物，援助中国抗日受伤的战士们。
95岁高龄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毛磊教授曾提出“武汉抗战”学术概念，填补抗日战争史的研究空白。近日，毛磊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史沫特莱为什么要把武汉抗战向全世界做深入、详细的报道？最根本的原因是武汉抗战不仅是全国抗战的中心，而且也是1938年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中心。如果不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中心，史沫特莱也不会来武汉。在武汉，她撰写文章，为中国红十字会募集医疗物资，促成白求恩医疗队来华，并亲自护送药品至新四军根据地。”
他强调：“我们为何在研究抗战精神？是因为抗战精神是研究抗战的根基。武汉保卫战时期，西方友人的众多报道中都有片段能体现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和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抗战精神激励着年轻一代铭记历史，为国家发展奋斗。”
02
白求恩
奔赴中国抗战第一站是武汉
2025年7月末，记者来到位于武汉市汉阳显正街天主堂侧后方的一个小院，这里的白求恩居住旧址刚刚修缮翻新完毕。
位于武汉市汉阳显正街的白求恩居住旧址。
1938年，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在武汉的一个多月时间，忙于救治伤员、购买筹集药品和医疗设备。针对西方媒体看衰中国抗战前景的言论，白求恩在武汉写出《中国战区医疗救助报告》，提到中国战场的医疗状况：“由于缺少完全合格的医生，许多护理员、男护士和医学院的学生都被授予了军医的头衔。在中国，这些人正在自告奋勇，担负起重任。”在中国战时医疗资源极度匮乏的情况下，白求恩看到了中国人不放弃的精神——“自告奋勇，担负起重任”，这也是对敌后战场的抗战予以肯定的字眼。
武汉科技大学教授兼国学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博士孙君恒对记者说：“白求恩在武汉完成《中国战区医疗救助报告》，是为了将其寄回加拿大，目的是向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汇报中国战时医疗救助的情况，以便他们了解中国抗战的医疗需求，为后续的援助工作提供参考。这份调查报告全面深入、细致入微，堪称社会学调查报告的杰作。它针对当时的各种医疗组织，比如红十字会临时救援队、医院的医疗状况等都记录得很清楚。单说床位数统计这一项，最多的只有一两百个床位，这个数字很精确。”
03
绿川英子
广播让日本士兵放下武器
1938年6月底，在郭沫若等人的帮助下，国际主义战士、世界语学者、日本作家绿川英子与中国籍丈夫刘仁来到武汉。来汉后，她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对日宣传科工作，担任中央电台的日语播音员。
位于武汉关附近的怡和洋行，绿川英子曾在此做播音的准备工作。
曾与绿川英子共过事的湖北省世界语协会原理事长张天心，曾在1995年8月8日的 《长江日报》12版上描述绿川英子广播后的效果：“绿川英子的播音，走进了成千上万个日军士兵的心田。在前线，有的士兵放下了手中的武器，有的士兵呼喊着亲人的名字剖腹自杀；在军舰上，有的士兵拒绝登上中国的大陆……绿川英子的生命，就在这流畅而亲切的播音中，闪耀着战斗的光芒！”
近日，记者联系到武汉世界语协会前会长刘汉林。他在2007年曾见过绿川英子的女儿长谷川晓子，他告诉记者：“长谷川晓子在2007年送给我一本书——《长谷川照子：日中战争期间进行反战广播的日本女性》。长谷川晓子在武汉停留三天，我们带着她参观了她的母亲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她与我聊到‘母亲作为国际语者，用世界语宣传抗战，我引以为荣’。”
04
埃德加·斯诺
在武汉采写《项英的一支铁军》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武汉大学珞珈山一区27号的周恩来旧居，一张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在珞珈山寓所前与来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合影引人注目。
武汉大学珞珈山周恩来旧居，埃德加·斯诺在武汉期间曾与周恩来夫妇在此畅谈。
1938年，斯诺抵达汉口后先后会见了新四军军长叶挺和副军长项英。斯诺采访了项英，深入了解项英的革命活动，同时也更加全面地了解新四军。他写道：“项英和叶挺建立一支新的抗日军队的消息，在前苏区内迅速传播开去，因此千万的农民开始徒步由很远的江西、浙江、安徽、湖南、福建等省赶来参加。他们有的带着在内战时藏起来的步枪，那些有钱有米的人，也拿出来作为‘抗日的贡献’。几千个刚由监狱和反省院放出来的‘赤匪’，也回到这边来。少年先锋队与赤卫军，则携带着生锈的标枪、手榴弹和斧头参加！从被占领区的各城市里，又来了许多学生和工人。”字里行间透露出民众响应号召自发加入新四军的热情，各方力量团结一心。
90岁高龄的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斯诺研究中心主任尹均生对记者说：“提到斯诺在武汉的日子，他除了用文字记录当时的中国革命给西方世界看，更值得一提的是斯诺夫妇和新西兰国际友人路易·艾黎，还于1938年4月提议成立‘中国工业合作社’。1938年8月，‘中国工业合作社协会’在武汉正式成立。当年‘工合’的旗帜至今保存在武汉博物馆。当时，处于国共合作抗战时期，‘工业合作社’得到了国民党政府批准，毛泽东同志也同意在陕北开展‘工合’运动，成立了灯具、棉毛纺织、鞋袜被服、化工、医药等合作社。短短几年，全国就有‘工合’组织3000多个，社员3万多人，年产值达三亿元，极大地支持了中国的抗战事业。”
近日，
武汉大学教授、
中国二战史研究会名誉会长胡德坤
接受长江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武汉保卫战期间，
大批援华国际友人来到武汉、
关注武汉战事，
呼吁各国支持中国抗战，
同时也将中国的抗战精神
从武汉战场传播到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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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形式发布《终战诏书》。日本无条件投降。
1938年，即87年前，武汉是全国抗战的中心，武汉保卫战更是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最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战役。武汉保卫战究竟有多重要？为何一大批国际友人来汉参与援华活动？他们对世界的发声意味着什么？近日，长江日报记者采访了中国二战史研究会名誉会长、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胡德坤。
长江日报记者：为什么武汉保卫战有着东方主战场开辟性的意义？
胡德坤：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形成全民族抗战。武汉保卫战进行的前期，中共领导的华北抗日根据地已经开辟。中共领导的华中抗日根据地是在武汉保卫战时期开辟的。1938年4月，新四军的军部刚刚恢复，军部最初在南昌，这时候迁到武汉。这一时期，新四军逐步开辟了江北根据地和江南根据地。中共领导的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便形成了敌后战场。
武汉保卫战是中国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互相呼应作战时期，这两个战场的开辟标志着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形成，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
长江日报记者：在武汉保卫战中，为何有一大批国际友人来汉参与援华活动？
胡德坤：在武汉保卫战中，来到武汉的国际友人主要是两大类。第一类是共产国际派遣来的，比如白求恩；第二类是民间自发来武汉的，如战地记者史沫特莱。武汉保卫战之前，上海、南京相继沦陷。由于武汉保卫战是日本战略进攻的最后一战，因此，大家很关注。事实上，这时的武汉已成为全国抗战中心。这样的战争局势，让西方记者们更关注武汉保卫战，吸引他们前来采访、报道。1938年，是国共合作最好的时期，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在武汉工作，住在武汉大学十八栋，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会见美国记者斯诺的照片就是在十八栋拍摄的。
长江日报记者：武汉保卫战中的抗战精神，如何从武汉走向世界？
胡德坤：当时，国共两党在“保卫大武汉”的统一口号下，动员全国军民抗战，形成一种抗战精神——全国军民众志成城，共同保卫大武汉。后来，武汉保卫战中的抗战精神成为整个抗战时期抗战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抗战精神很关键，无论是国民党的军队还是共产党的军队，官兵们都受到感染和鼓舞，为抗战英勇献身。
从国际上来看，当时西方正在对日本实行妥协退让的绥靖政策，不敢站出来支持我国抗战。全世界可以看到只有中国在坚持抗战，这就是抗战精神。
当时的局面，我们国家的军队没有制空权，也没有制海权。中山舰到武汉来支援武汉保卫战，也被日本空军炸沉。中国军队利用两座大山，即庐山和大别山险峻的地势进行抵抗。我看到日军的一些作战记录，在大别山，日军一个联队几千人打得只剩下几百人。在庐山，日本有一个中将师团长被炸伤了。驻守大别山是李宗仁第五战区，驻守庐山是陈诚第九战区，都打得不错。只是中国部队的武器装备跟日本部队相比差得太远。所以，外国友人也看到中国装备差、中国没有钱，这样的情况下战争局面又会如何呢？带着复杂的心情，他们在武汉进行报道。这就又有了后来部分外国友人来捐赠，比如史沫特莱，她在到处募集资金来支持中国抗战。
1945年1月6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国情咨文中表示，“我们也忘不了中国人民在七年多的长时间里怎样顶住了日本人的野蛮进攻和在亚洲大陆广大地区牵制住大量的敌军”。很多国际友人来到武汉之后，他们把武汉保卫战真实的情况带给了他们国家。所以，他们也从侧面帮助了中国抗战。反过来说，也是中国的坚持抗战，才获得了国际上的认可。
长江日报记者：近10年来，关于抗战史的研究，学术界有哪些变化吗？
胡德坤：近年来，抗战史的研究持续深入收集史料，充实抗战史研究，这是做得比较好的方面。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10年，我们的研究人员到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查阅资料。一查才知道这些国家公布的史料，多到简直不计其数，可谓汗牛充栋，仅仅一个太平洋战争，在旧金山档案馆，档案资料足足堆满了3个房间。
我还想讲一点，战后以来，西方学者都是以1939年欧战爆发作为二战起点，而1939年以前中国6年的局部抗战、2年的全面抗战都一笔带过，这是对中国抗战的忽视和贬低，对中国是不公正的。近年来，也有西方学者写二战史是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的，认为这是二战的开端，充分肯定在欧战爆发前中国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的贡献。近几年，我们课题组的张士伟教授翻译了美国学者安德鲁·N.布坎南的《全球视野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1931—1953）》这本书。该书最大的特点是它超越了“二战”西方中心论观点，将1931年九一八事变作为二战的开端，充分肯定中国抗战的历史地位，这是对历史的尊重，真正具备了全球性视野。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我们看到还有不少外国学者的著作肯定了中国抗战的贡献，这在10年前是很少见的。我相信今后在国际学术界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可中国抗战的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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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专家：
中国二战史研究会名誉会长、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名誉院长 胡德坤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斯诺研究中心主任 尹均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毛磊
武汉科技大学教授兼国学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博士 孙君恒
湖北省档案馆 袁丽
参考文献：
1.袁丽，《绿川英子在武汉》，《档案记忆》2020年第1期。
2.王平、王雯雯，《史沫特莱与湖北的不解情缘》，《中国档案报》2017年6月30日第3版。
3.毛磊、刘继增、袁继成、杨存厚，《武汉抗战史要》，湖北人民出版社。
4.章绍嗣，《“一个伟大的美国人”——史沫特莱》，《名人武汉足印》（文化卷），武汉数字方志馆。
5.（加拿大）拉瑞·汉纳特 编著，李巍等译，《一位富有激情的政治活动家——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作品集》，齐鲁书社。
来源：长江日报
编辑：孙弋雯
二审：黄韶光
三审：吴东来